三姐佩芬以下的六姐妹（摄于浙江松阳古市，1941年），背面是父亲的手迹，介绍六姐妹，凌红和美援的名字含有鲜明的时代印记。
大哥和弟妹们 （摄于浙江松阳古市镇，1940年）
1989年，九兄妹第一次团聚在故乡大哥新建的家门口
2005年，除已去世的大哥外，9兄妹及配偶共15人相聚于余杭的江南水乡博物馆。
天花流行，数月中三兄弟先后去世，只剩下大哥八岁的儿子大难不死，这就是我的父亲
在余杭的西北角，今天黄湖、鸬鸟、百丈三镇交汇的地方，有一个白沙村。它背靠鸬鸟山，东北、西北、西南分别与德清、安吉和临安为邻，东南方有一些低矮的丘陵，直通瓶窑和杭州城。中间一处旱涝保收的田畈叫碧山畈，那里曾有五间低矮的楼房，被称为白沙毛家，也就是我的故乡。
我的曾祖父，宁波奉化石门乡大山村一位贫苦的农民，“太平天国”后从浙东移民到这里。当年的白沙是一片荒芜的沙滩，曾祖父一副罗担肩挑三个儿子，在这里兴农。三兄弟长大后，成家创业，沙滩变成桑田。此时天花流行，数月中三兄弟先后去世，只剩下大哥八岁的儿子大难不死，这就是我的父亲。
父亲家谱中名毛信耀，后改名守诚，意为“以诚为本、恪守诚信”。父亲出生于1897年，自幼体弱多病，我的曾祖父尽力让他读书识字，成为白沙村小有名望的读书人。上世纪20年代，受“五四运动”影响，父亲投身乡村教育，参与余杭多所乡村小学的创办，二十岁就担任余杭县黄湖小学校长。当时的余杭县长杨伟题写了“乐育英才”奖励他，这四字后来制成牌匾，悬挂于我家客厅。
父亲以巨大的热情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，推行“小先生制”，普及初等教育（即农村扫盲）
1928年，陶行知先生应浙大校长蒋梦麟之邀，在萧山创办浙江省立湘湖乡村师范，和南京的晓庄师范并称为“姐妹学校”。当时父亲31岁，已有四个孩子，他辞去了黄湖小学校长职务，成为湘湖师范第一期弹性制13名学员之一。因为他比湘师的校长操正球还年长四岁，是全校年龄最大的，大家尊称他为“毛大哥”。
湘师毕业后，父亲先后担任萧山戴村实验小学校长、湘师附属湘安小学主任（即校长）。他把全家从余杭接到闻家堰，我的大哥孔昭、大姐佩华、三姐佩芬都在湘安小学就读，我也在那里出生，并在湘师上的幼稚园。那是我们全家生活最安定最幸福的时期。
父亲以巨大的热情实践陶行知的教育思想，以“爱满天下”的精神负责筹办湘湖流浪儿童教养所，推行“小先生制”，普及初等教育（即农村扫盲）。父亲发表在《湘湖生活》上的《我的前线生活》等文章，以及商务印书馆出版，成为小学老师测定小学生日记评分科学依据的《小学生日记量表》等书，都写于这一时期。
我们全家人不吸烟、不酗酒、不赌博，从小讲普通话（那时叫国语），吃菜用公筷，分食制，都是受湘师精神的影响。那时，湘师在平民教育中推行“小先生制”，父亲把它引入家中，让读四年级的三姐佩芬教母亲认字，内容不是陈旧的“天地玄黄，宇宙洪荒”，而是“青菜豆腐，营养丰富”这类生活用语。母亲兴趣很浓，识了不少字。我读三年级时，有一次坐在窗前记日记，麦子的“麥”写不出来。一旁做针线的母亲，问我发什么呆，我说“麥”字不会写，她告诉我怎么写。我大吃一惊，以前以为母亲没有念过书，是个文盲，她居然这么难写的字也会写。
父亲为了让我们记住这一天的国仇家恨，把那天降生的妹妹取名为“凌红”，意为凌家山上映着红红的火光
1937年，抗日战争爆发，除了已考入湘师的大哥孔昭，父亲将母亲和其余5个孩子都送回了余杭老家。杭州沦陷前夕，全校师生陆续撤离，父亲和胡云程老师留守在压湖山的湘师本部。12月23日下午5点，为阻止日寇南侵，落成89天的钱塘江大桥被炸毁。听到大桥上传来的爆炸声，父亲才恋恋不舍离开心爱的学校，连夜赶到义乌，和湘师的大部队会合。
母亲比父亲小四岁，是小脚妇女，又即将分娩。此时她带着我们一群孩子，逃到临安、余杭、安吉交界的凌家山上，据说那里是三国东吴大将凌统的故乡。逃难路上，母亲担惊受怕，提前分娩了。而山下，鬼子已经进村，正在杀人放火。后来父亲为了让我们记住这一天的国仇家恨，把那天降生的六妹取名为“凌红”，意为凌家山上映着红红的火光。
1938年4月底，父亲再次接全家去湘师，当时湘师迁徙到浙西南的松阳县古市镇，大哥已经湘师毕业在工作了，大姐、二姐给人做童养媳，三姐在读湘师，四姐、五姐进了战时儿童保育院，平时家里只有父母、三姐、我和六妹。
我虚龄6岁，入读小学。有一天中午，三姐给我送来两个馒头，说妈妈今天又生了一个妹妹，让我中午不要回家了。这就是我最小的妹妹，我们都叫她“小妹”。那个年代重男轻女，有些女婴生下即被溺死。我父亲是四代单传，偏偏母亲生了九个孩子，七个是女孩。但我父亲是受“五四”精神熏陶过的新青年，主张男女平等，并没有看轻女儿。小妹出生后不久，日本偷袭珍珠港，太平洋战争爆发，父亲给她取了一个名字，叫“美援”，美国开始援助我们抗日了。1949年后，美国一度是我们的头号敌人，小妹遂把名字改成了“佩英”。
外婆的遗体还在厅堂上，突然有人来通报：鬼子来了！
1941年底，日寇进攻浙南，湘师再度南迁。为减少学校拖累，父亲再次把妈妈、我和两个妹妹，送回余杭老家的鸬鸟镇。
我们回来后就和外婆家住在一起。外婆吃素念佛，舅舅是个哑巴，这个家主要由我母亲操持。我除了在全城坞小学上学，就是跟了哑巴舅舅上山拾柴。舅舅的妻子年轻时就离家出走了，留下一对儿女，我父亲把他们带出去读书。抗战后期，这对姐弟参加了国民党为抗日组建的“青年军”。后来，姐姐病死于军中，弟弟解放战争时加入我党的地下武装，就是余杭和杭州史志中都写到的杨天波。余杭解放后，他21岁就当上余杭县大队副大队长，是个传奇英雄。
1943年，我9岁那年，春节刚过，祖母病了。母亲带着我们赶回白沙老家，早晚侍奉，仅仅一周，祖母便去世了，年仅64岁。十天以后的一个晚上，我们关好三道大门，已经就寝了，忽然听见父亲在大门外叫门……
这次回来后，父亲再没有出过远门。他辞去了湘师的教职，到离家十多里远的太公堂（今天的鸬鸟镇山沟沟村）上班，抗战时期的余杭县政府在那里。父亲除了担任教育科长，还参与了余杭县立简易师范学校（即余杭中学的前身）的创办。
没多久，68岁的外婆也去世了。去世那天，外婆的遗体还在厅堂上，突然有人来通报：鬼子来了！青壮年立即从后门上山躲避，只留下几个人看家。
母亲刚咽气时，她的肚子还不断在动，据说是胎儿缺氧在挣扎，非常悲惨
那年我母亲才43岁，已经生育了九个儿女，非常苍老。父亲47岁，也已经是小老头。他们穿了一身白色丧服，准备应付日本鬼子。我躲在楼上，从窗户缝里往下偷看，这一幕我永世难忘——一个日本军官站在外婆家的大门口，几个鬼子进屋，掳走了几罗筐刚收割的稻谷，搬去喂马。还有几个鬼子到猪圈里抓了一头猪，活活从猪身上割下一条腿去煮食……折腾了几个钟头，这群鬼子才离去。
外婆去世后不久，母亲又怀了第十胎。分娩前夕，她病倒了。附近有位有名的中医仰宗文，请他看病都要用轿子接送。我们请不起轿夫。幸好仰医师的弟弟是父亲的学生。看在我父亲的面子上，仰医师步行十里路，来替母亲看病。
他看后说，母亲病情危重，有一丸中药叫人参再造丸，病危时服下或有希望。一个星期后，哥哥姐姐全都回来了，陪伴在母亲身旁。但母亲没有救回来。刚咽气时，她的肚子还不断在动，据说是胎儿缺氧在挣扎，非常悲惨。后来我专门读了点现代医学，猜想母亲可能是死于妊娠高血压。
短短一年半，我就送走了祖母、外婆、母亲。
父亲着手创办白沙小学，日后村里多位乡村干部，都在此启蒙，许多人还记得自己的大名，是上学时我父亲替他们取的
母亲去世前，父亲便辞去了县里的教育科长，回家务农。当时虽是战时，按规定每乡有一所乡中心小学，每保（相当于村）有一所初级小学。父亲回乡时，白沙村还没有小学，学龄儿童入学率低。父亲着手创办白沙小学，学校就设在家里，两间茅屋开了四个大窗户，内墙粉刷一白，改造成一间教室。正屋的一间厢房用来做办公室。我家的院子很大，就用来做操场。那时的乡村小学大都借用庙宇、祠堂，很少有像样的正式校舍，白沙小学虽然校舍简陋，但还是挺像模像样的，是一所音、体、美课程全开设的比较正规的乡村小学。
教师先是经过短期师资培训的大姐佩华，后来三姐佩芬和大嫂也教过。临近的武康县莫干山小学有一架风琴寄放我家，我的兄嫂姐姐都是学师范的，会弹一点风琴。我家西边一条鹅卵石铺砌成的大路，是临安县山川、凤凰两乡（现划归安吉）和鸬鸟乡通往余杭、杭州的要道，挑运山货的脚夫常在路上驻足，听田畈中传来小学生郎朗的读书声和风琴伴奏下的唱歌声。日后村里多位乡村干部，都在此启蒙，许多人还记得自己的大名，是上学时我父亲替他们取的。
我们的生活虽然艰苦，但也充满了欢乐。父亲教我背唐诗，都结合现实生活，夏夜纳凉背“天阶夜色凉如水”，追逐萤火虫时背“轻罗小扇扑流萤”，春天听“蛙声十里一片”，秋天跟父亲“采菊东篱下，悠然见南山”。三姐佩芬给我讲安徒生童话，读赛珍珠的《大地》，都给我留下了美好的童年回忆。
抗战胜利后，1947年，湘师准备创办失依儿童教育院，请父亲回去主持。父亲一直关注流浪儿童的社会问题，对此事很感兴趣，不料未曾启程就一病不起。父亲得病后没有条件送杭州的医院，家里把黄湖镇上的两位西医和一位中医都请来看过，诊断为血吸虫病晚期，当时叫鼓胀病。半个月后，父亲就在家中去世了，年仅50岁。当时9个子女，还有5个没有成年。
上世纪50年代，在时代剧变中，我们家东分西散，白沙小学也迁址到碧山头。田畈中的毛家老屋，在1956年的一次台风中土墙倒塌，无人维修。我有一位和雇农结婚的姐姐，将老屋拆去，搬迁到一里外的庙湾村另建了三间平房，白沙毛家从此消失了……但父亲从事乡村教育之事迹在余杭、萧山和杭州市的文史资料中都有记载。他去世几十年后，多种湘师校史和校友回忆录出版，不少关于他的记载，湘师人没有忘记我父亲。
父母共育有二子七女，其中我的大哥、大姐、三姐都随父亲一起从事乡村教育。最多时，我家有过五位乡村教师
因为父亲是当老师的，外人都称呼我母亲为“毛师母”。他们共育有二子七女，其中我的大哥、大姐、三姐均曾就读湘师，后随父亲一起从事乡村教育。最多时，我家有过五位乡村教师。
大哥毛孔昭1939年毕业于湘湖师范，曾在浙南云和县和故乡余杭担任过多年乡村教师。抗战胜利后在余杭简易师范任教，1949年后被人民政府任命为余杭中学首任校务委员会主任（校长）。在镇反运动中蒙冤入狱，发配北大荒劳改。“文革”结束，大哥又在农村中学代课，最终在1986年9月改判无罪，恢复教职。其对余杭中学所做的贡献，被写入余杭中学校史。晚年大哥除积极参加陶行知研究会的活动外，也为两岸亲友、师生之间的沟通和交流服务。
大姐毛佩华抗战后期毕业于余杭简师师资短训班，后从军抗日，成为“青年军”中的一员。抗战胜利后和国民军军官王德洵结婚。1949年，大姐把襁褓中的儿子交由祖父母抚养，自己跨海寻夫，正如龙应台在《1949大江大海》中所描写的，经由海南去了台湾。大姐有儿女五人，均已移居美国。儿孙辈三十余人，成年的均有硕、博学位。
三姐毛佩芬抗战时肄业于湘师，抗战胜利后毕业于嘉兴师范，曾在嘉兴和余杭担任过乡村教师。1949年11月参加人民解放军，五十年代在西子湖畔的军区子弟学校，成为穿军装的小学教师。后转业去新彊，在地质部门的子弟学校当了一辈子教师。
我在1949年6月参加革命，成为一名地方干部，以后调干考入复旦新闻系，毕业后去了青海柴达木盆地，先当中小学教师，“文革”后调到青海师大任教。1988年我调回家乡杭州，在浙江传媒学院任教至离休。
另外三个姐姐和家乡的贫下中农结婚，其中四姐在农村夜校当老师，没有一天有过教师的编制、拿过教师的工资，前几年她去世时，除了亲人，全村人都称她为“毛老师”。
1989年春天，大姐从美国回祖国探亲，三姐和六妹也都从新疆和广州回来，我们兄弟姐妹九人，在分离了整整四十年以后，第一次团聚在一起。九兄妹又回到白沙村，团聚在碧山头父母的墓前。这次团聚，浙江教育报、浙江联谊报也有报道，把我们一家誉为“教育世家”，几代人当教师的有十五六个，从大学教授、中小学老师到幼儿园教师，从中国的大学到美国的大学都有。
今年5月，白沙毛家的儿孙辈80余人，再次齐聚鸬鸟白沙村。我作为84岁的老人，九兄妹中仍健在的三人之一，在聚会上念了一封“致白沙毛家的亲人们”的信，兹抄录于下：
“你们都是我的父亲毛守诚的后代及家人。他是一个世纪前白沙村里的一位乡村教师。七十二年前，我们兄弟姐妹九人都还是一家人，今天已经繁衍发展到上百人，成为一个大家庭。虽然分散居住在国内外的许多城市，大家都没有忘记我们是一家人，一家亲！一个国家，一个民族的历史，是由许多地方的历史，无数个家族、家庭汇集而成，全世界的华人以炎黄子孙自豪，形成巨大的凝聚力。无数个家族、家庭也都以自己的先贤、成就而自豪，激励后辈，奋发向上……”
